唱不唱红歌，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选哪一个红歌本，唱哪一曲红歌？红歌已经不是一曲歌，它有趣地折射出当下的文化现象、体制现象、经济现象。

先来比较一下红歌的版本，典型的红歌本有重庆版、江西版和浙江版。

重庆版的特点是，由当地最高领导亲自倡导，采取大规模群众活动的形式，主题是传统的中国红。27首由薄书记选定的红歌，关键词是：红、祖国、共产主义。代表作品是：红星歌、盼红军、我和我的祖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

江西版的特点是，由传媒娱乐平台发起，采取现代声光电化的表现和传播方式，主题是通俗的流行红。曾经红、仍然红、还要红——这些大约是歌手和作品入选的依据。去年的《快乐老家》、《我不想说》等，今年的《青花瓷》、《你是我的眼》，都名列红歌行列。

      浙江版的红歌版本，本来是要在“破”与“立”中诞生，即所谓不破不立。包括的范围是“非禁即红”，这种红，可理解为纯红、偏红、可接受的红。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说，他们按浙江省文化厅规定，确定37首违禁歌曲，其中不乏陈升的《北京一夜》等经典老歌，也不乏邓丽君、黄立行、麻吉、杜德伟、苏芮、陈奕迅等大牌明星的作品。可是，浙江省文化厅又不承认。浙江省的红歌版本，究竟有还是没有？哪个可以有，哪个可以没有？至今未知。

启示之一，红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红。重庆的红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红，坚决的红。江西的红，是一种可与金色、青色搭配的红，是要通过“红”去实现黄金时间的最大收视率，为此“红歌会”完全可以唱《青花瓷》。浙江的红，到底有还是没有？我觉得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浙江人向来务实，他们心里明白在哪些领域应该红，在哪些领域又不能太红。

启示之二，我不一定去红你那样的红。比如说，重庆卫视不登广告，是因为他要按照政治与纪律要求来办，因而没有经济诉求、放弃经济诉求。这种模式可能就让正努力在文化产业上淘金的江西卫视接受不了。同样，浙江的商人们不大会踊跃参加红歌会，因为对他们来说，红不红无所谓，合理合法悄无声息地闷声发大财是为商之道。

启示之三，你有权有眼光，就可以倡导哪种东西该红；但你眼光不够的话，绝对不要随意禁止哪种东西不该红。比如说，薄书记在重庆市倡导27首歌曲“应学应会”。他是市委书记，在重庆市委的领导范围之内，他动员重庆的各种资源去唱红，你可以议论但他可以不受你议论的影响坚决去干。但如果换个角度，你去禁止哪首歌不能唱，对于有些喜欢这首歌的人来说，这里面就有一个权力是否被侵害的问题——哪怕他是一个“小众”群体。他们要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借着《牵手》或者《北京一夜》，表达我在北京那一夜牵手的感觉？禁唱一事出来后，浙江省文化部门态度审慎，不予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禁唱”过什么歌曲。有人说，浙江省文化厅“撒谎”。但我以为，他们对“禁唱”讳莫如深，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他们是否“撒谎”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