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常务会议10月17日曾明确四季度将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这使得贫富差距等问题的讨论再度升温。贫富差距及其解决，可能不止是近期，也将成为中远期时间段内，中国政策层面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也意味着，我们仍然需要从分配体制改革之外，多方面再深入地去讨论哪些重大的政策可能导致减弱贫困，哪些因素有可能增强贫困，特别是要讨论哪些重大政策可能具有双刃剑的作用。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十分严重。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城市、农村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而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45。农村内部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7.5倍（2010年），城镇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最低收入的家庭收入的10倍（2010年，按统计数据）。而全社会范围内看，最高收入群体（10%）是最低收入群体（10%）的23倍。这说明了面积最大、影响人数最多、最为深刻的贫富差距发生在城乡之间。

在减轻贫困方面，城镇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措施。当然也不能忽视，城镇化也可能会加重部分人群之间的贫困对比。

本世纪的头十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3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096万人。中国的城镇人口人数达到6.91亿。中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过到51.27%，离高度城镇化的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也比同样收入国家的城镇化率要低。在未来的20年中，按年均0.8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增长速度，中国每年还有近千万农民进入城镇，总人数会有2亿多。无论是的中国积累的经验，还是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增大城市人口的过程，就是减少农村人口的过程。将人口从比较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和农村中吸引到城市，这是减轻贫困最直接的做法。浙江农民2008年年收入过万元，农民收入水平连续27年全国第一名。他们的经验也就是“产业集群+小城镇发展”。农民洗脚上田，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占到收入的75%。

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的城镇化的质量还不高，所走的路径仍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城镇化也有可能导致某些区域、某些人群重新归于贫困（返贫）。特别是有可能导致部分区域与人群被锁于脱贫状态之中。

首先，目前的城镇化率名义上较高，达到51.27%。但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人群中，有大约2亿多农民工。这部分人在城市并不享受完全的社会公共服务，他们的收入也比从事相同劳动的其他城市居民要少40-10%。这部分人但大约有1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看到城市居民总体收入较高的同时，也要看到城市居民中出现了高度的分化现象。新的贫困人口可能有一部分出在这部分“城市里的农民”身上。每年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按1000万人计算，里面估计70-80%属于贫困人口。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的贫困人口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城市中去了。

其次，在城镇化过程中，那些与城镇化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多种因素，也使得农村出现了新的贫困现象。

一个原因是，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国家支持农村的资源，有许多直接投向了少数较好的重点镇、中心镇。

另外一个原因，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有的中西部农村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全国范围来看，农村现在有大约有2000万留守老人；2000万留守儿童；有大约5800万留守妇女。

再一个原因，在城镇化过程中，乡土中国本有的互助、亲情关系渐趋瓦解。许多家庭因曾家中有人大病、孩子上学、超生、结婚彩礼等原因，一时负责较重，也能导致重新返贫

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破坏比较严重。比如有的地方大张旗鼓地提出“城镇上山”，实际上破坏了小区域的自然地理生态。这些地方因为生态破坏导致了频发的灾害，也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有的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城镇化过程增加了中国的贫困程度，尤其是城镇贫困程度。这并不完全准确。由于中国提高了贫困标准，贫困人口数量出现了增长。这仅是统计上的口径问题，它不能说明城镇化对减低贫困没有正面作用。但是，也确实要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贫富差距可能会因城镇化而加大，甚至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贫富差距还会导致长时期内社会的动乱以及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消失，比如在部分拉美国家和北非国家。这些是我们尤其是注意的。

从贫富差距的角度去讨论城镇化及其相关政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在城市里，生活最差的那部分农民工，他们没有社会保障，而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社会保障。这说明从贫富差距的角度看，包括社会保障在内在一系列城镇化政策差距需要尽快调整。

又比如在农村里，我们以往只是注注到城镇化可以缓减贫困这条主线。但是我们没有够注注到城镇化可能加大贫富差距的局面，而且城镇化本身可能是某些人口返贫的原因。了解到这个原因，我们就需要在城镇化政策之外，进行政策的补充或修补，克服城镇化政策的失灵之处。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刚刚达到50%。在这个时候关注城镇化与贫富差距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改革之初，庞大的农村可以支撑起刚刚兴起的城镇化发展；而到了本世纪中叶，庞大的城市可以反哺已经很小的农村发展。但是现在我们正处于很艰难的时刻，城市不够强大与健康，农村不够小与发达，乡已无力支持城，城不足以反哺乡。农村与城市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筋和骨，新的贫困既联系着农村，又联系着城市，伤着筋、动着骨，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城镇化之于城乡贫富问题的解决，需要学术与政策层面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