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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7月25日至26日,去贵阳参加“2012生态文明贵阳会议”。26日上午参观了新开的贵阳城乡规划馆,了解了贵阳及贵州规划方面的许多内容;下午受邀在“城乡规划论坛”上发表演讲,谈到对西部、对贵州城镇化的一些初步认识。为了不影响开会,都是从正面去说。

  回到北京再来想想,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工业化、城镇化“两化”战略作为贵州的主导战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在贵州确实感受到具有空前影响力的贵州速度:贵州想把好多年要干的事,短时期内干完。空间上、时间上的许多浓缩,已经折射出粗放型的苗头,非常值得警惕。

  先说用地。贵州缺地,这是贵州的一个基本省情。从全国范围内看,贵州是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然而,从贵州规划中很直观地就难看到,贵州好像并不缺少土地。贵阳、遵义、安顺、毕节、凯里、都匀等黔中主要城市群的主要城市,2010年的建成区面积为328平方公里,人口为415万人,面积与人口比大约为1.27:1,也就是每平方公里实有12700多人。规划到2020年的建成区面积为1240平方公里,人口为1110万人,相当于每平方公里不到9000人。其他一些区域中心城市也都出现了这个情况,例如六盘水2010年中心城区是10700人/平方公里,规划到2020年变成8000人。从用地规划这件事上,贵州各地似乎都在比拼,要把今后20年、30年可用建设用地在这短短几年内全部铺上水泥、浇上沥青。

  再说项目规划。5月份有几组人马受到贵州省有关方面委托,历时21天,到贵州各地进行生态文化旅游项目考察,编制及收集的项目总额高达4.6万亿,从中筛选出总额约3万亿元的项目编制重点投资项目。经项目组整合,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200个省级重点项目。应该说这是一份十分惊人的项目规划,也是一份确实难以禁得住推敲的项目清单。问题还不在于项目本身,问题在于此中反映的背后的问题是,贵州各地普遍担心搭不上现在这班车,以后没机会了。回顾4月份,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克志在“第七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讲话宣布了“十大工程”,并提出“对纳入规划的项目,省里将在投资、审批、用地等政策方面重点给予支持;对未纳入规划的项目,原则上由各地自己安排实施”。假如你是一个市的市长,我想,你不要求下属编项目才怪呢。

  贵州很急,这种心情非常理解。 从城镇化率上讲,贵州2010年的城镇化率只有33%,低于全国16个多的百分点。33%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在仍有2700多万人口生活贵州的山区、农村,而这些人中的1/3又是贫困人口。贵州的88个县中,50多个是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政府部门的同志爱讲一句话是说,如果贵州要在2020年与全国人民一起实现小康,非得下大力气实施工业化、城镇化战略,否则就无法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的任务。

  问题在于:浓缩得到的是精华,还是粗放的后果?问题还在于,有没有通过浓缩的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缩小与东部的差距,比如在城镇化率上达到全国平均数,甚至紧追20个百分点,达到东部的60%?答案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个“NO”,不须做出任何论证。
  能够贵州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首先一个方面,贵州那种急于通过浓缩来致胜的心态,要变得舒缓一点。贵州与全国,或者说西部与东部,如果从经济总量、从经济份额上来说,那确实只能选一个词——差距。西部12省的人均GDP只有东部省份的1/2;地均只有5%。但是从区位功能上说,主要不能用差距来说话,要用互补来说话。西部的生态保障功能值多少钱?环境值多少钱?资源储备值多少钱?贵州人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不要被驾上全国增长速度“前三”就下不来了,不要提出什么经济速度“超出全国平均、超出西部平均、超出过去”这种类型的口号。贵州能不能有点智慧,能把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发展观演绎得更加透彻,论述得更加系统,为全国提出一个贵州慢发展模式,而不是去在速度问题上让自己疲于奔命?!

  另一个方面,要做一些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比如人力资本的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对于贵州是很紧急,但可能没那么重要——考虑到贵州经济总量的基数。如果方向错了,以后还可能有害,比如建起一座城、埋了一条河、毁了一片林,可能后患无穷。但是人力资本提高,对贵州永远都那么重要,永远是那么紧迫。只是这种紧迫性不是浮在面上。全国人民最担心贵州流失的是水土,因为它是大家的屏障。但是作为贵州领导,最担心的应该是人才流失。贵州有700万人在外地打工,这是贵州农村的精英。而从大专以上学历的精英人群来看,2000-2010年十年间,东部地区的江苏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由3.92%激增到10.81%;同期,地处西部地区的贵州省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仅由初始的3.93%增长为5.29%。 即便追求的是速度,江苏的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比贵州要高出许多,贵州未来靠什么?

  最后一点,既然贵州不要追求速度,贵州要去做那些潜在来说更重要的事(比如人力资本提高),那么贵州如何缩短与全国的差距,如何走向小康?答案是很简单的,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央要对贵州这种地方多承担责任,东部地区也要多承担责任。从转移支付来说,要有自上而上、自东而西、纵横交错的支持,来确保贵州人达到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缩短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差距。贵州不追求高速度,不意味着他不追求合适的速度。这个合适的速度就是贵州的资源环境能够承受的、具有贵州独特竞争力的速度。
  
  (2012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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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奎

冯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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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邮箱:beijingfk@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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